|
广东学习论坛
30年来,广东一直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改革开放初期,广东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先行一步。经过30年的时间,应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初步建立起来了。目前广东面临的问题,是怎么从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提升,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这面临着许多挑战,某些挑战还很严峻,我们怎么来应对这些挑战?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面对这些挑战,解决所遇到的障碍和问题,那么广东的发展就会迈上一个大的台阶,就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在世界范围内站得住、有竞争力、具有很高活力的地区。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还是要实现经济转型,也就是实现从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到由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拉动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就是从靠要素投入和出口拉动的粗放发展方式转变为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实现的集约发展方式。对于广东来说,需要实现两个转变:第一,是由工业化早期的产业布局到现代市场经济的产业布局的转变。第二,是由工业化早期产业结构向现代市场经济产业结构转变。
通过深化CEPA,充分发挥香港的作用,构建本地区服务业积聚的中心城市群
广东地区经济的一个重大缺陷,是缺乏服务业高度聚集和辐射力很强的中心城市。其实我们旁边就有一个现成的世界级中心城市,这就是香港特区。问题在于,国家对香港特区实行“一国两制”的政策,按照WTO的规则,内地和香港又分属两个不同的关税区,要打通这两个区域之间的关系,有一些法律和WTO规则的问题要解决。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CEPA的特殊安排。如果能够通过深化CEPA,实现两个地区之间的更紧密的合作,发挥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对本地区经济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我们这个地区就有望建立全国最强大的服务业集聚的中心城市群,能够带动广东乃至更大范围的经济的发展。
在我看来,发挥香港的服务业优势,构建本地区的中心城市群,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进行:
第一种方式,让总部或地区总部设在香港的服务业企业通过在广州等大中城市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把它们的业务延伸到珠江三角洲来。现代服务业是一个行业支系纷繁、行业间联系紧密的产业群。由于大型服务业企业总部需要设立在法治体系比较健全的特大型城市,以便与相关的服务业企业联系,希望吸引设在香港的大型服务业企业把总部搬迁到珠三角的城市中来大概是不现实的。但是“不求所有,但求所在”,我们不一定要求它们把总部搬过来,而只要吸引它们在本地区开展业务,就同样能够起到带动本地区服务业和整个经济发展的作用。
第二种方式,为香港和海外企业(包括海外中资企业)服务业做服务外包服务。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性服务业最先往往是从制造业的价值链的某一环节独立发展而成。其中的某些环节也会分化出来变成一个个独立的行业。在整个二十世纪,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专业化程度是不断提高的,它们的价值链也会随着专业化程度的加深而延伸,近些年来发达国家的企业也把它们的后台服务外包给人工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去进行。后者也利用这种机会发展自己的服务业。像印度的信息(IT)产业就首先是从软件和信息服务发展起来的。外包的后台服务可以是低层次的,像劳动密集型的呼叫中心、结算中心、售票中心等；也有需要高学历技术人员的,像代客做新药研发和临床实验的实验室等。广东无疑具有发展外包服务的巨大空间。
第三种方式,是依靠“后发优势”,学习香港发展服务业的经验,发展本地的服务业。现代服务业是在二十世纪后期发展起来的技术复杂、知识密集度很高的产业,学习先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能使在发展本土的现代服务业时少走弯路,更快地掌握专业技能,缩短发展的进程。前几年我任教的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出面邀请了一些台湾和香港的专业人士到上海和苏州讲课,介绍现代服务业的各种门类。原来我们没有想到各种各样的服务需求都有专业的服务企业来加以满足。这些讲课使我们大开眼界,对推动长江三角洲的服务业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广东完全可以利用毗邻拥有高水平服务业的世界大都会——香港的良好学习条件。香港有很多具有很好专业素养的学者和企业家,包括中资企业的负责人。他们对于现代市场经济中各种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积累了很多经验和知识,请他们过来讲课,应当是很方便的。比如说,香港的大型跨国商贸企业利丰集团原本是100年前在广州建立的一家外贸商铺。传到创业者家族第三代时,从哈佛留学回来的冯国经和冯国纶两兄弟接掌企业,把它改造成从事供应链管理的著名跨国商贸集团。冯国经先生在北京给物流协会讲课时详细介绍了利丰集团的发展经验。他指出,在从原料购进到产品交到消费者手上的整个价值链里,真正制造部分所占的比重已经很小了,大约只占1/4。而且因为成本已经压到最低的程度,再要想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已经很困难了。而在整个价值链里,流通占3/4。他把这3/4叫做“软三元”。在这个“软三元”里降低成本的余地很大,降低一两毛钱都是能够做到的。当然,物流也只是香港最强的两个服务业之一,还有一个是金融业。总之,我们可以从中学习的东西很多。
另外还有一个特殊的服务业机构,就是大学。香港有发达的教育系统。我们广东大可以就近合作。香港的一些学者,既具有国际的眼光,又了解内地的情况。这也是广东可以利用的一项优势资源。
香港还具有另一项发展现代服务业所必需的重要资源,这就是较为完善的法治体系。在制定“十一五”期间,学术界曾经就我们的服务业为什么发展缓慢的问题进行过讨论,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提出了一种值得注意的见解。他说,我们都知道服务业较之做代工、“卖硬苦力”更赚钱,为什么我们不能让服务业快速发展起来呢?一个重要因素是服务业要求的法治环境等制度环境更高,而我们的制度环境适应不了这样的要求。制造业生产的东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所以对法治等制度环境不是那么严格；服务业的产品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要求的制度环境就非常高。现在内地的一些企业,包括国有控股企业,也希望在香港上市,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那里的法治比较健全,对公司的监管也比较到位。新加坡主管经济的吴庆瑞副总理曾经跟我说过,在新加坡,英国殖民者干了许多不好的事,但有一件好东西留了下来,对新加坡后来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这就是它的法律体系。现在新加坡有意和香港争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它的“底气”之一恐怕就是来自这里。
讲到新加坡的法治体系,就使我想到苏州中新两国合资的工业园区。苏州工业园区和别的开发区不同,有一个名叫“经济和公共管理全套软件”的特殊引进项目。什么是“管理软件全套引进”呢?人们也许以为它引进的是企业管理软件,其实不是,而是开发区政府管理的全套规章制度。当时谈这个开发区项目的时候,中方提出来为了和国际游戏规则接轨,要引进新加坡政府管理裕廊开发区的全套规章制度。但是当时人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认为新加坡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规章制度我们怎么能引进呢?后来就用了一个有点古怪的名字,叫做“公共管理的全套软件”。为了引进这套“管理软件”,苏州工业园区设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叫做“借鉴办”,不但引进了新加坡的规章制度,请来了新加坡的官员给我们的官员讲课,还先后派出苏州管理干部1200多人次去新加坡政府机构学习和培训上岗。苏州乃至苏南各地的许多开发区也学习了苏州工业园区的管理办法。不少邻近的开发区都紧盯着苏州工业园区,它怎么干我也怎么干。这对于改善苏南的经营环境,起了很好的作用。人们在研究苏南经济高速发展的经验时,常常忽略了这一条。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我想,在经济和公共管理的规章制度方面就近向香港学习,也是我们广东的一项优势。特别是在回归以后,香港政治体制中殖民主义的东西已经被消除了,借鉴学习就更没有问题了。
在中小城市中形成专业化的制造业产业集群
广东目前制造业在产业布局上存在的缺点,一是相当部分分布在大城市内与农村隔绝的开发区中；二是中小城市中制造业的专业化集聚程度不高。
我们应当如何使本地区的制造业产业分布向比较好的格局转化呢?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就像市场的形成一样,产业集群的专业化集聚趋势,通常是自发地出现的,很难由政府的计划来规定。政府能够做的事情,是由专门机构经常盯着这些发展态势,发现了发展的苗头之后,及时地加以研究,如果确认该产业在这个地方有发展前途,就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引导,扶持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包括商会在内的社会组织也应当提供帮助。昨天,我听说河源市在进行“两个转移”的过程中出现了手机生产商和零配件供应商集聚的苗头。对于这一类发展趋势,我对政府的建议是密切观察动向,深入研究它在经济上的合理性,然后采取措施来加以引导和帮助。总之,一方面“强扭的瓜不甜”,政府不要越俎代庖,另一方面政府也不能不闻不问,无所作为。目前珠江三角洲的有些企业正在考虑向东西两翼和山区五市转移,政府应当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最近我在上海调研时,观察到它的一些开发区也出现了专业化集聚的趋势。这是一种好的趋势。例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所在的新桥开发区是一个加工制造业的开发区。前一段,它想搞总部经济,好像并不太成功。后来建立了一个研发中心小区,已经吸引了好几个国际大企业的研发中心入驻。看来苗头不错,但是也遇到了一些困难,比如说由于上海过去“摊大饼”式发展的结果,使职工居住得太分散,这些研发中心从老城区移来新区以后,从住地到上班地太远,造成一些人辞职。所以如果这个开发区的专业集聚方向是正确的,下一步恐怕就得配合这种专业化的趋势,在小区的周边配属专业人员的居住区。现代市场经济的制造业产业布局专业化能够提高效率。如果我们在产业提升的过程中注意妥善处理相关的问题,就能够形成效率比较高的产业布局。
制造业的提升
“十一五”以来,除了“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之外,另外一个时兴的口号是“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这是一个正确的口号。重要的问题是要明确“先进制造业”的内容,并且把它落到实处。制造业在二十世纪中出现了一种增加服务的内容,实现与服务业融合的明显趋势。所谓先进制造业,也就是与服务业相融合的制造业。
台湾在1980年代后期汇率放开之后,原来给外国企业做简单的组装代工的企业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困难。宏碁电脑的施振荣先生提出一个“微笑曲线”,形象地把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描绘为一条弧线。这条弧线的中间最低的一段是低附加值的、低盈利性的加工、组装业务。曲线的两端是附加值高、盈利性高的,前端主要是研发、设计；后端主要是品牌营销、渠道管理、售后服务直到金融服务；这前后两端原来都属于服务业。为了克服困难,提高附加价值,宏碁要求自己的业务向前后两端延伸。台湾企业中相当一部分在之后的几年里实现了转型:有的从OEM(代客加工)转成了ODE(代客设计),有的像宏碁一样转成了OBM(自主品牌)。即使那些继续做代工的企业也都有自己的专利和专有技术。以上这些,也正是我们许多做简单加工装配的企业现在应当努力去做的。
在进行产业提升的时候,有一个问题需要引起注意,这就是一定要尽力保护中小企业,为它们提供帮助。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证明,中小企业是创新的主要来源,也是经济繁荣的基础,决不要因为它们的技术层次低或者规模小,就对他们歧视或者排斥。特别是当前,中小企业由于工时成本的提高、人民币的升值、汇率的提高、利率的提高、银根的收紧等因素遇到了不小的困难。不管是从总的增长模式的转变,还是应付当前的困难看,我们都要特别注意保护中小企业,包括一些效率低、物质消耗大的企业,要多强调帮助它们提高,而不要轻言“淘汰”。如果它们在经济转型和当前宏观经济收紧的情况下大批地关闭,就会伤及经济的元气。我建议,一是财政上要有选择的减税,二是要启动我们在九十年代后期曾经使用过的一些帮助中小企业的办法,比如说小额贷款、中小企业的信贷担保等等。还要利用各种各样的生产力中心、竞争力中心等机构,帮助中小企业在技术上提升,在治理污染上改进。此外,对于共用性技术,要借鉴台湾工研院的做法,用社会资金来开发。
现在国家正在推进划分功能开发区的工作。划分功能区的着重点是做“减法”,即限制那些资源贫瘠、生态脆弱地区的开发强度,避免由于过度开发造成的不良后果。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不过除了做“减法”,我们还必须做“加法”,开发出一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产业来。否则,国民经济总量上不去,后进地区也只好安于贫穷。现在世界上信息通讯产业正面临着重大的突破。这就是所谓“四代”或“超四代”的宽带移动通讯,电信、广电和英特网“三网融合”的“移动上网”。中国完全有条件去搭上这班车。第一,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电信市场。中国有五亿多的移动用户,比一个大国的人口还多。第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电信产品制造基地。华为、中兴等电信设备供应商在世界上有相当的竞争力。第三,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人员人数已经近十年位居世界第一了。虽然素质上还赶不上有些国家,但是至少在数量上具有优势,而且中国人的勤奋和聪明是有名的。第四,近年来中国的研发投资增加得很快,最近已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如果我们能够利用这些条件,在重大技术项目的最高级竞争——制定技术标准的竞争里取得成功,就能够在动辄上百亿美元的蛋糕里占有一席之地,建立起若干立足于自主知识产权的整个产业。其实我们在许多地方都能看到一些自主研发的新技术,其中有些技术还达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平。但是很多这类技术发明没有商业化,或者虽然商业化了但企业老是做不大。根本的问题在于体制障碍。如果是在好的制度环境下,这些企业完全有可能成为几十亿美元、上百亿美元销售额的大企业。而建立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正是党政领导机关应负的责任。
|
设为首页